六十三 中途而废

　　张国安也没介绍老道的身份，只称呼对方为陈教长，并让刘继荣在道馆里先住下，然后就离开了。

　　刘继荣有些奇怪，不是说要去执行任务么，怎么在道观里住下了？而且红军怎么还和道门中人有联系？按他在日记中所写，“对此行甚为迷惑，但兹已到场，只得暂在道观安置。”

　　刘继荣在道观住下后，其后每隔几天，张国安就会带几个人过来，前前后后一共来了三十多人，全是和刘继荣年岁相当的年轻小伙子。人到齐后，张国安仍然没说任务目的，只表示任务正式开展前还要做些准备，然后安排这些人开始进行军事训练，同时跟着陈教长集中学习道术。

　　刘继荣此时更加奇怪，到底什么任务还需要学道术？而且经过交流，他发现三十多人的身份绝大多数是囚犯或和他一样的战俘，最奇怪的是这些人的生辰竟然相差无几，有几个甚至和他同年同月同日生，如果只有个别人还可以用巧合来解释，但这么多人就绝对不是简单的巧合，肯定有什么特殊的用意。

　　但刘继荣去询问张国安后，张国安却表示这一切都是陈教长的安排，当初也是对方主动联系的红十五方面军高层，才有的这次任务，参与任务的人选也全是陈教长定的，让刘继荣听从安排就是。

　　奇怪归奇怪，但出于对张国安的信任，刘继荣不再多问，老老实实搞起了修行。陈教长传授道术的方法很简单，除了教他们这些人背诵一些口诀外，就是让他们长时间呆在两间屋子里。两间屋子全贴满符纸，一间屋子发冷，不过不是简单的冷，而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一种寒意，一间屋子发热，不过也不是简单的热，而是从心底生出来的一股燥意。

　　除了这些古怪的地方，刘继荣对陈教长也充满好奇，按他在日记中所写，对方“年过古稀，白须白发”，但“精神矍铄，道骨仙风”、“精通武术，尤善推云手”、“一旦发功十余人不得近身”云云。刘继荣还暗中打探过陈教长的来历，但三十多号人里谁也不知道，他明着去问张国安对方又不肯说，最后只得作罢。

　　一群人就这样稀里糊涂地一直修行到来年开春，有天张国安忽然给众人分发了武器，要求他们收拾东西准备出发，然后离开道观带回两名四十来岁的道士以及半百装备精良的红军战士，次日便和陈教长一起，带领众人离开道观向西边出发了。

　　刘继荣又迷糊了，众人住在道观里时，每隔几天就会有红军战士送文件过来，张国安也会捡一些重要的交给他们这些人传阅，因此消息并不闭塞。据刘继荣所知，其时日军正积极向华北地区渗透，严重威胁到了平津一带，因此他一度以为这次任务和华北战事有关，但他们怎么向西走？

　　不过刘继荣已经摸清楚张国安的脾气，知道问也没用，所以干脆没张这个嘴，而从日记后面的内容看，一直到最终任务结束，他也没弄明白这次任务的目的。

　　一行人出发后，每天做的事除了赶路还是赶路，刘继荣的日记变得简单起来，而且一度中断过几次，直到三个月后才渐渐恢复正常。此时这些人已经在张国安和陈教长的带领下一路开进了青藏高原。其时英国侵略者入侵青藏的阴谋虽然已经彻底破产，但兵力盘踞在印度北部边界，仍对藏边地区蠢蠢欲动。因此刘继荣又有些奇怪，难道这次的任务和日本侵略者无关，而是和英帝有关？但此时的他已经没精力去思考这些事，因为刚进青藏高原没多久，他就在强烈的高原反应下生起了病，而且病情越来越重，很快就到了寸步难行的地步。

　　为了不拖累其他人，刘继荣让张国安把自己丢下，并写好一封遗书，拜托对方如果有机会，就转交给自己尚未过门的未婚妻。但张国安表示红军从来没有抛弃战友的先例，于是安排两名红军战士把他送到附近的一户土著照顾，并表示这次任务只需要十二个人，之所以找来这么多，是因为考虑到很可能会减员，所以少了刘继荣也没关系，让他好好养病，等任务完成后再回来接他。

　　于是刘继荣便留下来开始养病，但直到一个月后痊愈也没等到张国安来接。他和两名红军战士又等了两个多月，依旧没等到人来，只好离开青藏高原回了陕西。

　　回来后一打听，刘继荣才知道当初去执行任务的人一个也没回来，而且不知道什么原因，再提起张国安的名字时，人人无不讳莫如深，甚至连任务本身也成了秘密，除他自己和那两名红军战士竟没一个人知道，所以也不清楚是成功还是失败了。

　　更让刘继荣懵台的是，那两名战士很快被下了封口令，他也受到警告严禁再提这件事，否则立刻枪决。但刘继荣清楚地记得执行任务时有红军作战队保护，也就是说这次任务开始时应该得到了红十五方面军高层的首肯，但现在怎么翻脸不认人了？

　　出于对张国安的敬重，刘继荣虽然嘴上不再提，但决定将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至少得知道他们这些人到青藏高原去干什么了，然而天不遂人愿，此时已经到了1936年秋，日本侵略者军队调动频繁，入侵华北的野心已经写在脸上，战事一触即发，民间成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彻底被红军打懵圈的张学良为了自身利益，决定顺应形势，联合杨虎城开始和红军高层密切接触。红军方也从集中力量抗日救国的角度出发，想借张学良联络上蒋介石，打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突破口，是以两方的关系大为缓和。

　　因此刘继荣回到陕西不久就被放归东北军，失去了调查的土壤。没过多久，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迫妥协，抗日统一战线宣告成立，但蒋介石转过头来又撕毁了协议，还将张学良软禁了，其旧部也被分化瓦解，刘继荣随一支东北军被调到了南京附近，更是无从查起，紧接着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正式打响，他也没时间再去调查，事情就一直拖了下来。

　　其后战事吃紧，刘继荣的日记中便没有了和张国安相关的内容，直到三十多年后，刘继荣在香港站稳脚跟，去找过留在内地的家眷，提到一句：“数人皆无功而返，但几经查探，侥幸得知国安长眠之地，也算不枉，只恨无暇亦无路探之，吾心甚憾，望国安悠悠忠魂，及长安长乐之所。”

　　又过了二十来年，刘继荣病重前夕，落叶归根之心日重，又提到了一次张国安，“国安吾兄，弟病疴日渐沉重，但归乡无门，昔日故友亦皆不得见，兄却得以与众同袍连排并葬，羡煞，羡煞。”

　　刘继荣最后一次提到张国安，是在自己弥留的前几天，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写日记，“弟自知大限已至，万事皆无挂念，唯有一惑难解，兄当年深入西原腹背之地，所图何为？所行何事？忆及往昔，弟尝恨不能与兄一起前往，憾，憾，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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